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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健海介绍，2012年，广东与社保理事会签署委托协议，首开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先河，金额为一千亿，一千亿占据2012年广东累积结余基金的近一半。委托期为5年，2017年，养老保险基金回收1400多亿，年均回报率超过8%，回收后就分配给广东省各个市。

“中国的照明产业发展大致可按每十年为一个阶段。”窦林平在《中国照明产业发展回顾》一文中写道。伴随LED照明等技术的发展，1999年到2009年被认为是国内照明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，多位业内人士回忆，这十年中，照明行业前期主要依托于逐渐兴起的房地产和商业，2008年金融危机在房地产领域也吹起一阵寒流，在这前后，照明项目则逐渐紧贴大型市政照明工程。

2005年，齐洪海做南京夫子庙地区照明规划设计时，也和其他人一样，把灯装在屋顶上。给古建描了个亮边，但又没照亮什么，更感受不到建筑所积淀的历史感。“感觉这样不对，但也说不出该怎么解决。”齐洪海说。一番游学之后，齐洪海追悔莫及，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哪怕失去工作也不能把灯装在古建屋顶，不管是真古建还是假古建。

新京报记者 沙璐责任编辑：李锋近日，人民银行系统通报3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：1．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副局长张萌违规公款报销家人住宿费等问题。2013年至2016年，张萌任成都印钞有限公司党组书记、董事长期间，违规公款报销其与家人的酒店住宿费、餐费12121元；超标准乘坐飞机头等舱66次、公务舱1次，超标金额190110元；在公产房闲置的情况下，超标准租赁联排别墅作为周转住房。张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

悲剧发生后，除了确立责任者，公共讨论还应关注到底如何杜绝悲剧的再次发生。有关此次事件，舆论的讨论同时杂糅了几个层面的问题。首先，滴滴在此次事件中到底应该负有多大的责任，具体是指什么？就个案看，最先暴露的当是客服体系的低效与混乱。面对有关人身安全的紧急投诉，客服方面依然是按程序操作，乘客安全保障的紧急性与重要性，与投诉建议处置的呆板、僵化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。客服作为连接司乘与企业的重要纽带，这一环节不能置于无关紧要的末端地位。
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，新一轮的减税降费也将会有一些动作，包括一些具体措施比如小微企业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，不用再缴纳增值税。你觉得这些具体举措依然无法解决根儿上的问题？姚洋：这是给企业一个额定的税收，增值税是在增值的上面缴10%甚至16%，然后再减免一些。但它并没有解决社保的问题，社保是在计算增值之前的那部分，计入企业的成本，直接是在工资总额上再加50%，这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太大。企业面临那么重的税，这也就是它们焦虑的一个原因。